人物


在他們的盛名下——胡蝶之女胡友松口述
良友画报,人物
 
整理/陳焱
口述者:胡友松女士
口述時間:2006年6月1日
口述地點:北京朝陽區某居民小區胡友松家中
我到現在不知道生父是誰,我問過胡蝶,她說:你沒有爸爸。
我是1939年在上海生的,我跟媽媽生活了6年。很小的時候我就看見大人們在上海大世界裡跳“國標”,幾乎每個星期我都會跟著媽媽出入這些大娛樂場所,那裡很熱鬧。那裡有我的很多乾媽,我被她們打扮得像洋娃娃一樣。我一出現就有人喊:洋娃娃來了。百樂門裡放的都是上世紀30年代的老歌。偶爾,我也參加募捐活動,就像《日出》裡寫的一樣,給前方的戰士募捐錢什麼的。她們在台上唱,我就手裡拎著小籃子在場裡走動。我長得漂亮,又被打扮得很洋氣,大家都很喜歡我。
那時候我就盼著自己長大後也能穿和媽媽一樣漂亮的裙子、跳一樣的舞。所以到現在,我也特別喜歡跳舞。我想就是受了小時候的影響。
胡蝶在家的時間並不長,在攝影棚的時間較多。一個剛排完又緊跟著下一個,很忙。她的普通話說得很好,在這一點上比阮玲玉有優勢,所以找她排戲的人很多,儘管她的名氣當時沒有阮玲玉大,排第二,但因為這點,她的戲路很廣。
媽媽沒有空照料我,我們住的是那種長期包下來的飯店,有服務生,定時有人送餐。她不在的時候就把我不斷托付給這個、那個阿姨,她們大部分都是國民黨軍官的姨太太。我稱呼她們為乾媽。她們一見我就跟我說:“若梅,跟乾媽到南京、到哪哪哪兒玩去吧。”我就很高興地答應。那個時候,在媽媽的大人場合裡,除了我沒有別的小孩,所以我跟這些乾媽們在一起,大家都很寵我。她們愛打扮我,把我打扮好後,就拉著我出去看電影、看戲。
後來我們從上海搬到南京,我很聰明,5歲就上了一年級。該升二年級的時候卻因患濕疹(黃孢瘡)而不能繼續上學,醫生建議媽媽送我到北方生活。這時正好軍閥張宗昌暴斃濟南火車站,她的姨太太沈文芝逃至南京當家庭教師,我媽就委託她把我帶到北京生活。
那個時候就這麼生活過來的。見過大世面,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優越的環境裡,周圍不是知識分子,全都是媽媽演藝圈裡的活躍分子,每天聽見的是歌聲,看見的是舞步。
記憶中,胡蝶對吃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但講究穿。她穿旗袍、高跟鞋,她的服裝檔次很高,款式新穎,日常穿的都可以上鏡。一笑左臉蛋上還浮現一個酒窩,所以,我印象中她總是特別漂亮。
到現在,我的腦子裡總有小時候的生活回憶,那些老歌的旋律、那些大人們在一起跳舞的場景在我腦海中始終揮散不去,有時我在路上走著,腦子裡還迴響著三十年代歌曲的旋律,腳底下也情不自禁地會跳兩下。這些也影響了我現在的心態,我的心態很年輕,儘管我今年已經67了,但我從來不把年齡當回事,我就希望快樂地生活每一天,不去想明天會怎樣。
 
北平城裡的辛酸成長
到了北平,正是和平解放的時候,我聽見攻城的大炮聲就嚇得直哭。大人們就趕緊告訴我:是解放軍來了,沒事,別害怕。其實在南京時我也總聽說打仗的事,因為媽媽的身邊總有國民黨的大軍官們,隱約聽到他們要上前線的事,但從沒聽過大炮聲,所以剛到北京時就特別害怕。
剛到北平時,養母沈氏待我還好,但不到半年的時間,沈氏就只吃不做,整日打牌、賭錢,還染上了吸食鴉片的毛病。從南京帶來的胡蝶給的細軟和珠寶被她一件件賣掉。到了上學的年齡我也沒能上成學。儘管媽媽給了一皮箱足夠我上到大學的首飾,但都被她(養母)揮霍掉。都到了9歲,我還在家晃著,她整天打麻將,還時常打我,打得很厲害。
我開始偷偷給自己找學校,我找到離家不遠的北長街小學,找到校長,直截了當地跟他說:“我要上學。”我就這樣上了學。後來,我聽說要上好的中學就必須上北池子小學,我就又開始打聽這所小學。
1949年1月3日,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人民解放軍入城接手防務,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這年夏天,我也考入了北池子小學高小(五年級)。在學校裡我很出眾,是少先隊中隊長,很多活動都由我來組織。我們去中南海、去懷仁堂給國家領導人表演節目。表演結束後,學校還給獎。可是這種榮譽在我的養母那兒一文不值,我的獎狀她連看都不看,我的自尊心被打擊。
而此時,母親給的首飾已被她變賣得差不多,她對我的毆打也越來越厲害。1954年,我完成了初中學業,升入高中。我想考大學,但她不答應。老師知道這些情況後開始為我找出路,建議我上護士中專,參加工作條件好點後再考大學也成。於是,我就成了北京第三護士學校的一名護士生。4年後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結核病醫院,後來又被調到積水潭醫院。
當時的環境下,醫院的政治氣氛也並不輕鬆。還在上護校的時候,沈氏因出身資產階級家庭被打成“黑五類”,我自然成了“黑五類”的後代,而且這個身份一直背到我上護校、進醫院。我的兩次戀愛也都因為成分不好被阻撓,我穿個翻領子襯衣,他們都說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醫院的領導總把我叫去說“小胡,你還太小,你不能談朋友,你是個孩子”之類的話,其實我當時已經25歲,我到現在還不明白,我的戀愛為什麼他們(院領導)那麼關心。
 
意外嫁給李宗仁
我和李先生的結合是一樁政治婚姻,但我無怨無悔。
我嫁給的是國民黨代總統,儘管陪伴他的時間很短,可那是我的驕傲。雖然我沒有兒女,但世界上有幾個人能嫁給這樣一位世界名人?我不後悔。
那是1965年,李先生從美國回國,8個月後郭德潔(李的第二任夫人)病逝,考慮到他的孤寂,中央有意再為他續弦。在我之前,有60多張照片曾擺在李先生的面前供他挑選。
我的婚姻是周恩來總理批示的,程思遠(李宗仁的機要秘書)做媒。是30年代上海的名記者、著名翻譯家張成仁向程思遠介紹的我。我和張成仁相識在國務院某個部的聯歡晚會上。我當時是北京復興醫院的一名護士。
張成仁認為我很合適,就把我的情況介紹給了程思遠。張成仁認為這是改變我命運的機會,當時我剛從農村醫療隊回京,成分還是不好。
我沒想到李先生會選擇我。當初我也只是以為我去李公館的身份是做他的一位秘書或護理什麼的,沒有想到兩次見面後,李先生就問我願不願意嫁給他。第三次見面時,李先生就跟我說,國管局已向周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讓我們名正言順地結婚。
我聽是周總理同意的,就服從了。
雖然我也猶豫過,我才27歲,他都已經76歲了,但我很仰慕這位大將軍,而且周總理又知道了這件事,我的婚姻能被周總理批示,在那個年代也是很榮幸的,所以,我也沒太多考慮就和李先生在1966年7月26日完成了這次特殊的婚禮。
懸殊49歲的老少配在當時,別說是咱們國家,就是在西方國家也是很罕見的,當時成了轟動國內外的一樁婚姻。婚禮是在西總布胡同5號的李宗仁公館裡舉行的,並沒有那麼隆重的場面,但前來祝賀的人都很重要。周總理雖然沒有參加我們的婚禮,但很關注,他還指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安排“專列”讓我們去北戴河度蜜月。
李先生很疼愛我,他有早起的習慣,當我還在熟睡時,他就光著腳在地板上走,怕驚擾我。一次,我肚子著涼,醫生開的方子是吃4兩南瓜籽,李先生就親自為我嗑,一直為我嗑到深夜。漸漸地,我也從最初的對一位偉人的仰慕之情漸漸變成對他的男女之戀。平日我們就呆在公館裡畫畫、看報、下棋消磨時間。
文革很快開始,雖然我們是周總理《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內的人,但紅衛兵也衝擊過李公館,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不便。
婚後第3年的1969年1月,正是文革鬧得比較凶的時候,李先生去世了。一星期後,我被要求搬出李公館,李先生的存折全部上繳了國庫,家產也被封存。我的命運就此發生大的轉變。
 
命運從此多舛
我被下放到干校,又到農場鍛煉。1972年,在周總理的關心下,我才得已回到北京。回京後我被安置到北京無線電元件九廠工作,我改名叫了“王曦”。後來,國管局還給我分了房子,當時這裡還是北京東郊的一片稻田,我搬進的是一幢新蓋起的樓房。領導對我說:“如果你同意,就搬過來住吧,這裡離工廠比較近,而且房間裡面有雙氣(煤氣和暖氣),你回家以後一劃火柴就能做飯,冬天也不冷。”這一年是1973年,我終於有了個新家,就在這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裡我一住就是 30多年。
後來我又被調到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現改名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這是一段特殊的日子,我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下的內容包括:“1976年:唐山地震,總理逝世……”
周總理在病重期間還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打聽,問胡友松過年還好嗎?總理的去世對我打擊很大。我是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才得以“平反”、被摘掉“特嫌”的帽子並且恢復了平靜的生活。周總理的關懷讓身處逆境的我感受到安慰和溫暖。我感激總理,對總理的深厚感情使我無法承受這樣的打擊。我從此深居簡出。
有許多年,我和外界幾乎斷了來往,很少有人知道我了。有個朋友看到我很苦悶,關心地對我說:“你一個人住太孤悶了,你既沒有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也沒有,僅靠幾十元錢的工資,怎麼生活啊?”她的意思是叫我再成個家。
20世紀80年代初,在李先生離開10多年後,我又結了一次婚。但是,這次婚姻並不幸福,我很快又離了婚。
儘管我一直依靠退休微薄的工資生活,但我對我的過去並不後悔和抱怨。
 
我自食其力精神富足
我現在生活很簡樸,對物質生活沒有什麼慾望。我在生活最清貧的時候也沒想過變賣李先生的文物。我不和別人攀比,我該享受的都享受過了,現在的我很注重精神上的富足,我喜歡現在安安靜靜的環境、舒舒服服地生活,我就覺得身體好是個財富,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我念佛以後才明白,自己以前想不通是沒有必要的。我讀佛書,書中的內容很透徹,人生不帶來、死不帶走,要想得開。
粗茶淡飯,布衣布鞋,這就是我的物質生活。我是個對生活要求不高的人,我不要求衣服的面料要多好,款式新穎就很好,我覺得一個人的風度和氣質挺重要的。我的精神面貌給別人的印象總是無憂無慮、無牽無掛的。我剛搬到這兒來的時候,才31歲,剛來的時候我心裡很亂,情緒很不好,因為周圍環境對我的壓力很大。
我自食其力、量米做飯,我從來不上什麼大廈購物,相反我卻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別人。我捐出去的東西不知該有多少了,就在這小屋,李先生收藏的名人字畫,榮寶齋的人來這裡就收了整整3天,拉走3車。別人跟我說,你留幾幅,我說:不留,那是人家的,我為什麼要佔有呢?我沒有,就憑自己的本事去掙。我暗暗地下決心,開始學習字畫,描摹齊白石的畫也可以以假亂真。現在我的畫也算名人名畫,都是受邀而作。
我這一生充滿了坎坷。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我是一個不怕苦難、不甘寂寞、要強好勝的女人。童年時代,我憧憬過美好的未來;青年時代,我一直都在追求著人生的幸福和自由。但命運對我是不公平的,我雖然付出了很多,卻沒有得到幸福和自由。
嫁給李宗仁是我的選擇,這也是決定我人生的選擇。在風雨飄搖的“文革”時期,我陪伴李宗仁度過了他晚年最後的時光。李先生是著名的愛國人士,能做他的妻子,我無怨無悔。
李宗仁去世後,我再次飽嘗了人世間的艱辛。堅強的性格使我挺了過來。總理說過,李宗仁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回國,一件是台兒莊戰役。我認為,我這一生也是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與李宗仁結婚,一件是繼承李宗仁的遺志,定居台兒莊。